以北京為例，曾經有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在2010年針對北京家庭做過一項調查，調查顯示，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家庭中有65.5%感受到了幸福，月收于居于5000-7000元的家庭中感受到幸福的比例是66.7%，月收入居于7000-10000元的家庭中感受到幸福的比例是78.7%，月收入高 于10000元的家庭中感受到幸福的比例是70.7%。

    這無疑是一組讓人感覺“驚詫”的數字，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另外一組來自蓋洛普的數據。蓋洛普曾在2010年做了一項針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的幸福感調查，調查對象包括了中國，調查顯示，有88%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艱難困苦，只有12%的人認為自己幸福。

   相信很多人都會傾向于認可蓋洛普而排斥前述半官方機構的調查，這點從幾天前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在媒體上感慨“月入一萬不夠花”所引起的社會共鳴上便可見一斑。

    當然，我們并不能因此就認為前述半官方機構的調查不科學，它之所以得到那樣的調查結果肯定是在調查過程中設置了誘導型的問題，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 是，在我們周圍其實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做到月入萬元，其他大部分人的月收入則遠低于這個數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不幸又生活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壓力 可想而知。事實上，如果他們生活在二三線乃至四線城市壓力同樣不小生活成本的上漲是全國性的，房價的上漲也是全國性的，盡管今年2月份的CPI已經降 到3.2%，創下20個月以來的新低，同時許多地方的房價也出現了小幅下降，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變化實在太微小，再加上子女教育、醫療、贍養長輩等各種 負擔，“錢不夠花”的感覺何止崔永元一個人有。

    許多人之所以會有“錢不夠花”的感覺一方面是因為當下的生活成本著實太高，另一方面則包含了他們對未來生活種種不確定性的恐慌，相比于前者，這種恐 慌所帶來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更強烈。他們需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比如家人生病了怎么辦？自己失業了怎么辦？月供提高了怎么辦？“錢不夠花”的另一面就是積蓄 少，積蓄少就不足以應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試問，當一個人每天背負著類似的心理壓力時他如何“幸福”得起來？

    對此，崔永元說，政府盡全力給社會大眾提供保障，“如果我們上學不要錢、看病不要錢、住房不要錢，”這樣幸福不就來了嗎？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愿景，不過要實現這個愿景談何容易。

    話說回來，如果一個人的收入足夠高，能夠在思慮所及的范圍內充分覆蓋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是否他就會感覺幸福呢？理論上這是沒問題的。在一個社會保 障嚴重不到位的社會里，如果你的收入能夠達到你期望的水平，你便會產生暫時性的錯覺，覺得你已經足夠強大了，但事實上，從來沒有人能準確預知到未來的事 情，換句話說，你因此所產生的“幸福感”非常脆弱。

    相比之下，美國人的幸福感就很容易計算。有美國教授曾經研究過，一個美國人只要年收入達到7.5萬美元他就是“最幸福”的人。7.5萬美元按現在的匯率換算下來接近50萬人民幣，想想看，一個中國人，一年掙50萬或者更多他會是“最幸福”的人嗎？

                                                        卓眾獵頭編輯      來源于中國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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